接地氣的田野調查

接地氣的田野調查

文╱管中祥

這幾年台灣影視作品大爆發,不少叫好又叫座的電影或電視劇備受矚目,而多部探討社會議題的作品例如:《無聲》及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更得到不少迴響。

這些戲劇除了製作用心,導演有不錯的說故事能力,更因為呼應時事、緊貼社會脈動的劇情,容易引起社會共鳴。而這些故事的挖掘與鋪排都得歸功於編劇的田野調查能力,才能創造出「接地氣」的作品。

有些戲劇的腳本來自於編劇天馬行空的想像,也有些來自創作者的生活體驗,編劇的生命經驗越豐富,就有機會寫出越多樣、發人深省,並能引發共鳴的作品。不過,現實上,每個人的生活歷練都很有限,再加上有時戲劇製作又有時間壓力,此時,編劇的田野調查能力就很重要。

例如,電影《無聲》雖然受到真實事件啟發,但編劇柯貞年及林品君卻花了不少時間進行田野調查,一開始從認識聾人、接觸聾人團體,進而觀察與了解他們生活裡的種種,如何使用手語、助聽器,如何與家人、朋友相處。

而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編劇呂蒔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,這部劇訪談19位受訪者,累積超過4G的錄音檔與74個140MB的文字檔,和相關人士一對一的溝通,才有機會了解每個人處境與心聲,進而完成劇本。

要像人類學家 走進當事人的生活

田野調查並不只是進行大量訪談,或短時間的接觸,如果可能,還需要像個人類學家實際走入田野、進到當事人的生活世界,一起生活,觀察每個生活細節,貼近對方,與其同理,從對方的角度思考與觀看問題,這樣較能體會當事人的處境與思維。

也如社會學家 具備知識與分析力

不過只有人類學家的能力還不夠,同時也要有社會學的系統性知識與分析能力,才能見樹又見林,了解事件背後的制度性問題。

例如,媒體對街友的報導大多強調可憐或可怕的一面,街友的出現也往往被歸因個人的不夠努力,甚至是好吃懶作。這樣觀察很容易讓問題流於表面,忽略造成街友現象的複雜因素。好比,某個人也許曾經是大老闆,但卻因為國際金融風暴以致公司倒閉、失業,雖然他很努力想要東山再起,卻因為年紀太大,身體多病,沒有其他專長,再也找不到工作,最後被迫流浪街頭。而街友的產生也跟社會制度有關,例如,當社會的房價越高、貧富差距越大、社會福利越差,無家者也可能會越多。

由中山大學趙恩潔教授主編,左岸文化出版的《南方的社會,學》邀請多位學者討論台灣不同社群的生活面貌,並擴展到馬來西亞、中緬泰邊境、印度、越南、南美洲,乃至全球,帶著讀者從人類學、社會學等角度分析不同群體的處境與面臨的問題,並共同思考解決之道。

趙恩潔教授也提到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的視野與思維,以及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協力,她說,社會學從人類學獲取更多洞察差異與同理的細膩,人類學則展開更多批判與實踐的魄力,並從制度與結構觀看世界。

動人的作品 創意加上生活觀察

其實,媒體工作者不單只是把自己視為是藝術家或創意工作者,更應該要有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訓練與能力,優秀與動人的作品來自於創造性思考,也同時來自生活的體驗觀察,試著從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角度走入社會、了解人群、感受生活,不但會讓自己的創作更接地氣,也會讓自己的作品有豐富的創造能量。

●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、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理事長。

原文出自《好讀周報》603期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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