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╱管中祥
這幾年台灣影視作品大爆發，不少叫好又叫座的電影或電視劇備受矚目，而多部探討社會議題的作品例如：《無聲》及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更得到不少迴響。
這些戲劇除了製作用心，導演有不錯的說故事能力，更因為呼應時事、緊貼社會脈動的劇情，容易引起社會共鳴。而這些故事的挖掘與鋪排都得歸功於編劇的田野調查能力，才能創造出「接地氣」的作品。
有些戲劇的腳本來自於編劇天馬行空的想像，也有些來自創作者的生活體驗，編劇的生命經驗越豐富，就有機會寫出越多樣、發人深省，並能引發共鳴的作品。不過，現實上，每個人的生活歷練都很有限，再加上有時戲劇製作又有時間壓力，此時，編劇的田野調查能力就很重要。
例如，電影《無聲》雖然受到真實事件啟發，但編劇柯貞年及林品君卻花了不少時間進行田野調查，一開始從認識聾人、接觸聾人團體，進而觀察與了解他們生活裡的種種，如何使用手語、助聽器，如何與家人、朋友相處。
而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編劇呂蒔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，這部劇訪談19位受訪者，累積超過4G的錄音檔與74個140MB的文字檔，和相關人士一對一的溝通，才有機會了解每個人處境與心聲，進而完成劇本。
要像人類學家 走進當事人的生活
田野調查並不只是進行大量訪談，或短時間的接觸，如果可能，還需要像個人類學家實際走入田野、進到當事人的生活世界，一起生活，觀察每個生活細節，貼近對方，與其同理，從對方的角度思考與觀看問題，這樣較能體會當事人的處境與思維。
也如社會學家 具備知識與分析力
不過只有人類學家的能力還不夠，同時也要有社會學的系統性知識與分析能力，才能見樹又見林，了解事件背後的制度性問題。
例如，媒體對街友的報導大多強調可憐或可怕的一面，街友的出現也往往被歸因個人的不夠努力，甚至是好吃懶作。這樣觀察很容易讓問題流於表面，忽略造成街友現象的複雜因素。好比，某個人也許曾經是大老闆，但卻因為國際金融風暴以致公司倒閉、失業，雖然他很努力想要東山再起，卻因為年紀太大，身體多病，沒有其他專長，再也找不到工作，最後被迫流浪街頭。而街友的產生也跟社會制度有關，例如，當社會的房價越高、貧富差距越大、社會福利越差，無家者也可能會越多。
由中山大學趙恩潔教授主編，左岸文化出版的《南方的社會，學》邀請多位學者討論台灣不同社群的生活面貌，並擴展到馬來西亞、中緬泰邊境、印度、越南、南美洲，乃至全球，帶著讀者從人類學、社會學等角度分析不同群體的處境與面臨的問題，並共同思考解決之道。
趙恩潔教授也提到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的視野與思維，以及兩者之間如何相互協力，她說，社會學從人類學獲取更多洞察差異與同理的細膩，人類學則展開更多批判與實踐的魄力，並從制度與結構觀看世界。
動人的作品 創意加上生活觀察
其實，媒體工作者不單只是把自己視為是藝術家或創意工作者，更應該要有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訓練與能力，優秀與動人的作品來自於創造性思考，也同時來自生活的體驗觀察，試著從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角度走入社會、了解人群、感受生活，不但會讓自己的創作更接地氣，也會讓自己的作品有豐富的創造能量。
●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、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理事長。
原文出自《好讀周報》603期
